2012年06月22日

本报记者李吉斌

烟草研究成果申请科技奖、首都机场吸烟室关闭后复开……近期，有关控烟的热点话题接连不断。公众在逐步认识到烟草危害、自觉抵制烟草的同时，也对国家的控烟措施寄予厚望。地方控烟法规的出台让我国的控烟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国际著名控烟活动家臧英年教授近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仅有地方立法仍不足以扭转目前我国的控烟形势，建议尽快制定全国性的烟草防治法。

每年有百万人死于吸烟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控制吸烟问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臧英年说，根据统计数字，目前中国每年有100万人死于吸烟引发的疾病，在病患死亡中所占比例较高。如果目前的控烟状况得不到改善，这一数字在三四十年后将变为300万。

“中国的烟民据统计约有3.5亿人，受二手烟侵害的人则加倍，达到7亿多人，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每天有四分之三的人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烟草侵害，形势很严峻。”臧英年说。

为了减少烟草危害，早在2003年5月，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就通过了《烟草控制框架协议》，我国于当年签署了该公约，并于2006年生效。“中国的控烟氛围正逐渐改观，比如，烟草研究成果申报科技奖，一些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都表态反对。”臧英年说。

地方控烟立法效力不足

臧英年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将一项重大的措施落到实处，先提条件就是立法，立法本身也反映了社会上有需要解决某一问题或有待处理某一情况。而控烟恰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而又无法律依据的重要问题。

臧英年介绍，亚洲控烟效果最好的国家和地区，如泰国、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都有烟草防治法，中国虽然也有地方性的控烟立法，但其效力显然不足以应对当前的控烟形势。

“应尽快制定全国性的控烟法律，使控烟有法可依。”臧英年认为，这一法律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保护非烟民不受烟害、协助烟民戒烟、在烟盒印制警示图像、征收烟草税等方面。

“保护非烟民不受烟害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规定公共场所禁烟；协助烟民戒烟则首先要在法律中明确吸烟是一种成瘾性的慢性疾病，而不仅仅是习惯，因此医院应当设置戒烟门诊，就医所产生的费用应当能报销，如纳入医保。”臧英年说。

“中国目前尚未做到在烟盒上印制警示图像，应当通过立法强制执行。”臧英年说，在烟盒上印制警示图像主要有四方面好处，一是买烟的人在购买时会产生视觉冲击，从而产生心理畏惧；二是吸烟者不好意思给其他人让烟；三是香烟不再适合作为礼品赠送；四是印制警示图像费用低，覆盖广，成效高。

关于增加烟草税，臧英年介绍说，烟草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控烟手段之一。增税之后，香烟价格必然增高，对于一些收入低的人群影响是直接的，他们将会少买甚至戒烟不买，但政府总税收并没有因此减少。

立法中可将罚款权下放

“立法本身只是针对某种现象采取的法律上的约束能力，在这一基础之上还要得到贯彻实施才能将这一能力体现出来。”臧英年认为，法律通过之后必须做好宣传工作，要有一定的经费支持，还必须有相应的执法队伍和举报制度。

臧英年指出，控烟工作，氛围很重要。法律虽然制定了，但必须有法律执行的氛围。各机关单位首先要积极创造无烟环境；在家庭内部应提倡无烟家庭；医疗人员则应以身作则树立好的榜样，积极戒烟；对于好的控烟措施要鼓励和积极宣传；影视剧中应减少、甚至杜绝吸烟镜头的出现；还要严格禁止烟草公司的宣传，包括变相宣传。

对于控烟经费，臧英年建议国家应当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抽取每年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的烟草税作为控烟经费，专用于控烟宣传。

关于执法队伍，臧英年认为，公共场所主管单位里应当有专门的执法队伍，立法中可规定将罚款权下放，如机场，由机场的工作人员对吸烟行为进行处罚。对于一些特殊的场所，如餐馆，则应当规定餐馆负责制，由餐馆负责人负责控烟。将处罚餐馆的罚款数额规定清楚，明示公告，如遇到有人吸烟而不有效制止，查明属实则处罚餐馆负责人。

“另外，还要设立举报监督平台，积极鼓励民众通过照相等方式举报，并给予一定的奖励。”臧英年补充说。